有观点认为，《解释》第1条前5项将“严重污染环境”解释为5种行为，而后9项则将“严重污染环境”解释为9种结果。此种解释方式将行为犯与结果犯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之下，表现出了一定的糅合性。

　　也有观点认为，本罪是结果犯，主要理由为：第一，本罪是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发展而来，后者是结果犯，故本罪也应当为结果犯。第二，本罪的罪过形态包含过失，而过失只处罚结果犯。第三，根据《解释》规定，第1条中后9项事实上都要求行为造成一定的结果方符合“严重污染环境”之要求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的观点值得商榷：第一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虽然是本罪的前身，但是立法者已对其罪名表述进行了改造，删除了“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”的结果犯特征性表述。这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思维的转变。第二，虽然本罪罪过形态既可以是故意，也可以是过失，而过失只处罚结果犯，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得出本罪是结果犯的结论。因为逻辑推理大前提中，既有故意形态，也有过失形态，上述推理有意忽略了故意形态。简言之，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本罪而不需要污染结果。第三，《解释》第1条中后9项虽然要求行为对人身、财产等造成一定的危害，但并不等于本罪为结果犯。因为即使是行为犯，也要求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构成犯罪。我们认同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，并不意味着任何的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污染物的行为都构成犯罪，只有在特定的地点、超过特定的数量排放、倾倒、处置的，才构成犯罪。因此，后9项事实上是通过污染行为对人身、财产的侵害程度，体现环境污染行为的具体程度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污染环境罪属于行为犯还有如下理由：第一，符合立法趋势。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，纵观近几年刑事立法，会发现刑法的触角不断前移。行为犯、抽象的危险犯不断增多。最为典型的便是醉酒驾驶入刑，这体现出立法者由结果无价值论向行为无价值论的思维转变。第二，打击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现实需要。一方面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环境污染行为逐渐增多，而环境污染行为一般具有污染结果的缓释性，即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往往时间间隔较长，导致因果关系认定困难。如果将本罪界定为结果犯，可能会因为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而放纵犯罪。另一方面，环境污染行为通常涉及面广，污染结果一旦出现，将对环境和公众的人身、财产造成巨大损失，某些危害结果甚至是难以逆转的。如果将本罪认定为结果犯会导致刑事打击过于滞后，不利于环境保护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西南政法大学）